1958年的又一个“奇异景观”,就是弄虚作假搞浮夸,竞放所谓的“高产卫星”,比赛吹牛皮。
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,轰动全球。于是,中国的各级干部和农民就把假造的“高产典型”或者其它“突出典型”叫做“放卫星”。什么是人造卫星?全国也没有几个农民能说上来,但是“放卫星”,这却是农村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时髦语言。
1958年刚进入夏收季节,全国各地的“高产卫星”就纷纷升天了,而且一个比一个大。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:贵州省金沙县打坝乡民丰社,单季稻亩产3025斤。接着,《人民日报》又报道:甘肃文县景象坝农业社,亩产土豆17410斤,创全国最高纪录。河南遂平县碴呀山卫星农业社党委书记陈丙寅对此将信将疑:不信吧,是党中央的《人民日报》登的;信吧,这1万7千多斤斤土豆在1亩地里平铺起来,也有半尺厚。咋种的呢?这些日子,县委也在催促各个农业社“放卫星”。碴呀山卫星农业社,是全国最先合并起来的大社,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抓的试点,全国知名,不放颗大卫星,怎么说得过去呢?可是,当时碴呀山的小麦亩产最高也不过300来斤,这卫星可咋放呢?他坐不住了。
这时,新华社女记者方璜和省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几个人都来到卫星社采访。
吃饭时,方璜问:“你们是全国第一个建立的大社,有没有高产卫星?”
陈丙寅说:“不敢说有高产卫星,但是今年的小麦产量确实不低。有的地块小麦长得特别好。”
方璜说:“我这次下来采访,就是来找高产卫星的。”
陈丙寅笑问道:“这高产卫星多高算高呢?”
方璜说:“一两千斤不能算高。”
陈丙寅笑道:“这么高?那得几亩地合到一块差不多。”
社长钟德清在一旁说:“陈书记,你不是说有两快地的麦子长得好吗?咱们打打试试,说不准能放卫星呢。”
于是,大社党委研究决定:由社长钟德清负责收割监打韩楼大队那块地;由团委书记曹新志负责另一块地。
钟社长来到韩楼大队,召集大队长陈世俊、副大队长梁友仁、妇女队长曹玉娥和大队技术员陈根开会。他开门见山,说:“上级让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放放,咱是全国第一个大社哩,不放卫星不行。党委研究决定,在你们大队那块试验田里放。”
陈世俊问:“亩产多少算高产卫星呢?”
钟社长说:“少说也得亩产3000斤。”
“哎呀!我的妈哟!要放这么大的卫星?”妇女队长吓的一吐舌头,“我们大队的试验田差远哩!。”
“我们试验田的麦子,再多也就是七、八百斤。”韩世俊说。
“也就这样。”副大队长、技术员都附和着说。
“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,大家想想办法嘛。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呀!”社长说。
大伙都苦苦思索起来。
“要想放这么大的卫星,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弄到一块打。”大队长打破了沉默。
“对呀!好主意!”社长一拍巴掌,“‘三个臭皮匠,赛过诸葛亮’,这话一点不假。”
“这不是骗人吗?能行?”妇女队长有些疑惑。
社长看了一眼妇女队长,说:“玉娥,你这思想跟不上趟呀,没看如今啥形势?是大跃进!是一天等于二十年!要破除那个迷信,敢想敢说敢干嘛!我们敢放卫星,就是拥护总路线、大跃进,就是听**的话,就是跟党走。吹一点,那算不了啥。北京来了大记者,正等着咱们放大卫星哩,咱们要考虑政治影响呀。”
“那,那,”副大队长吞吞吐吐地说,“那,要是传出去咋办呢?”
社长严肃地说:“你们分头开个会,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,任何人在三天之内不得走亲戚串朋友。谁传出去是假,就是给党脸上抹黑,就是败坏咱们社的名声,开群众大会辩论他!”
6月3日下午,陈丙寅在办公室正想打电话催问两处放卫星的事,忽然接到社长的电话说。
“喂!陈书记吗?,韩楼放了高产卫星啦!”声音很激动。
“多少斤?”陈丙寅从椅子上站起来,急忙问。
“第一遍打了3200多点,现在正打第二遍呢。”
“别瞎吹了,小心把天吹出个窟窿。”
“真的,一点都错不了。北京来的那个女记者和省里来的人一直在这里,看着我们收割、打场、过的秤。你快过来看看吧。”
“我就来!”陈丙寅放下电话,急忙奔韩楼。老远就看见麦场里很多人,走到一看,方璜等几个记者都在,副社长也在。麦垛很大,像小山一样,场中间的麦堆确实不小。
社长兴冲冲地走过来汇报说:“陈书记,刚过完秤,2亩9分地的麦子,共打了11178斤6两,平均亩产3853斤。”
陈丙寅心里不信:“2亩9分地能打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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